【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】从抗战烽火地到和平胜利之城——探访抗战胜利受降地芷江

8月的芷江晴空万里，“95后”讲解员邓雨站在受降纪念馆前庄重地整理着装。“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”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邓雨是新一代芷江故事的讲述者，也是这座城市抗战记忆的传承者。

“小时候，爷爷总爱带我来这里参观。”邓雨说，“这是芷江人最骄傲的地方。”

如今，邓雨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。在她专业而生动的讲解中，那段历史又鲜活起来：日军乞降代表今井武夫颤抖的签名、受降会场庄严肃穆的气氛、七里桥上空突然出现的彩虹……

全面抗战起卢沟，一纸降书落芷江。80年前，这里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重要见证地；80年后，记者踏上这片承载着民族荣光的土地，“胜利之城”的历史回声依然清晰可闻，欢呼声仿佛仍在耳畔回响。

见证伟大胜利，铸就历史丰碑

8月14日，芷江侗族自治县，游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参观。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

位于芷江七里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址，一座四柱三拱门式的白色牌坊巍然矗立，坊额上书写的“震古烁今”分外醒目。

伫立坊前，一位中年游客轻声吟诵起上面铭刻的楹联：“克敌受降威加万里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。”声音里带着颤抖。

这座于1947年建立的受降纪念坊，是华夏大地唯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的标志性建筑，以中国“凯旋门”著称于世。

绕过纪念坊往左约50米是受降典礼会场旧址。受降代表席及当年受降所用的会议桌、木靠椅、单双人竹木沙发等物品，原貌陈列在屋内。

“这是伟大胜利的历史见证。”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通过珍贵影像和口述史料，向记者还原了1945年8月21日受降时刻的细节。

“我可以下来吗？”舱门打开，今井武夫探出头问道。1945年8月21日11时15分，日本降机降落芷江机场。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命前来乞降的代表，再也没有以前飞扬跋扈的神采。

得到允许之后，今井武夫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随行7人名单，走了下来。行李被仔细检查后，他们被引导坐上插有白旗的吉普车。

降车上，降使一行直直地呆坐着，眼睑下垂，透出几分无奈和沮丧。

受降典礼在一栋黑色鱼鳞板双层结构西式平房内举行。新六军士兵荷枪实弹，把日军降使一行带至会场。

受降会场布置得简洁而庄重——两张长桌相向摆着，上方为受降代表席，下方为投降代表席，会场另一端设有观礼席和记者席。靠门一端为译员席，另一端为记录席。

1945年8月21日下午3时40分，今井武夫一行人经过中国受降代表同意后进入会场。一张历史照片显示，日本降使向中国受降代表鞠躬，受降代表表情严肃。

桥岛芳雄代表日方，向中方呈交了一份日军侵华兵力分布图，随后工作人员用中、日、英三国语言高声宣读了投降备忘录。芷江受降原始纪录片显示，今井武夫及其随员神色紧张不安，桥岛芳雄不停地擦拭头上的汗水，以掩饰其恐慌的心理。

宣读完毕后，两份早已准备好的《受领证》和毛笔墨盒递交到今井武夫面前。今井武夫颤抖着手在《受领证》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并加盖了一个椭圆形的朱红印章。

受降仪式历时1小时。人们走出会场时，七里桥的天空奇迹般出现一道七色彩虹。一位记者竖起大拇指说：“虹，中国的虹，中国的吉兆！”

这一天，屈辱得到洗刷，正义得到张扬。

历史选择芷江，走向胜利之城

受降典礼会场旧址。杨青江 摄

8月8日，芷江机场，晨光熹微中，一架银白色客机腾空而起，打破小城的宁静。

80多年前，这座机场曾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扮演着重要角色——作为盟军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，无数战机从这里起飞。

中共芷江侗族自治县委党校高级讲师谢志贤认为，历史选择芷江这座小城作为受降地，既有偶然，更有必然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与这座机场有关。

1938年至1942年，在缺少机械设备的情况下，14个县数万名民工肩挑背扛，拓展出一个拥有1600米长、50米宽跑道的军用机场。滚压跑道用的石磙，全靠人工用绳索拖动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这座机场吸引多支空军部队相继进驻，其中驻防时间最长的便是威名赫赫的飞虎队。1943年6月9日，他们进驻芷江机场，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9日才离开。

1945年4月，尽管日本本土已经被盟军大面积轰炸，在太平洋战场也节节败退，但侵华日军依然负隅顽抗，视芷江机场和飞虎队为心腹大患，制订了攻占芷江的作战计划，妄图在中国战场进行最后的决战。

1945年4月9日，湘西会战拉开序幕。因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，日方将其称为“芷江作战”，又称“芷江攻略战”。中方称“湘西会战”，也称“雪峰山战役”“芷江保卫战”。

双方参战兵力多达28万余人。飞虎队在此役中迸发出雷霆之力，累计出动战机2500余架次、轰炸机183架次。

日本派遣军在战况报告中这样评价：“芷江作战，在中国真正称为空地配合的范例……中美空军的攻击使日军吃了决定性的败仗。”

此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一场大规模会战，以日军完败告终，为中国最终的胜利奏响了嘹亮的序曲。

湘西会战，中国军队以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，使敌方伤亡共计3.6万余人。这场战争再次证明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。

此后，日军在中国战场基本停止进攻作战，直至战败投降。1945年8月15日，在各条战线全面溃败的情况下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
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后，这片见证了民族胜利的土地，又在书写新的篇章。

战后划作军事备用机场的芷江机场，从2002年开始，逐步放开民用。

印记永不褪色，和平照亮未来

8月14日，芷江侗族自治县，游客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参观。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

夜幕降临，芷江和平湖畔变幻为一座露天历史剧场。当《鹰猎长空荡波影》的乐章响起，整个湖面瞬间化作立体银幕。

尖锐的空袭警报刺破夜空，多媒体投影将观众带回烽火连天的岁月：战机呼啸掠过水面，炮火映红天际，中国军民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的壮烈场景在水幕上生动重现……

作为古西南通道上的军政重地，特殊的地理位置，让芷江素有“滇黔门户，全楚咽喉”之称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因此，这里的人民对于和平的追求从未停止。

如今漫步芷江，你会发现“和平”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。太和塔巍然矗立，和平大桥横跨 水，沿着和平大道前行，和平广场、和平剧院等建筑依次呈现。

这些以“和”为魂的地标，犹如一串珍珠，串联起这座胜利之城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发展轨迹。

2003年，首届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成功举办。22年来，这个国际性盛会先后成功举办五届，吸引世界80多个国家政要、300多名飞虎队老兵及其亲属、历史亲历者和1000余名友好人士前来，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。

“立足丰富且独具特色的和平文化资源，通过成立和平文化研究所、和平文化研究会等，着力打造和提升和平文化品牌影响力。”芷江和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吴和平告诉记者。

2021年2月，国际和平城市协会向全球公告，芷江获准成为第307座国际和平城市，成为中国继南京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城市。

在和平的阳光下，芷江人民的生活正绽放出崭新的光彩。这座曾经的抗战胜利之城，如今处处可见可喜的变化。

受降旧址所在的七里桥村，曾经比较贫困。在村“两委”带领下成立合作社，依托特色水果种植，该村越来越富裕。村党总支书记唐思华介绍，村里建起洗涤厂、电子厂等，带动村民就近就业。

为迎接即将举办的第六届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、“湖南与伟大抗战精神”学术研讨会、第四届怀化市旅游发展大会，芷江精心谋划实施了一批重点文旅项目，乘势而上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如今，芷江机场已开通多条民用航线，通达国内11座城市。当地通过不断丰富产品、拓展业态，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来到芷江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芷江接待游客220.83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21.79亿元，分别同比增长12.68%和14.01%。

吴建宏介绍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创新的展陈方式，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标杆。近10年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2000万人次，开展主题教育1.2万余场次。

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，一位游客写道：“愿世界和平。”这或许正是芷江留给世人最宝贵的财富——它不仅铭记着过去的牺牲与胜利，更昭示着人类对和平永恒的追求。

■记者手记

在铭记中前行

抗战胜利主题雕塑。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

在“胜利之城”芷江的采访中，记者触摸到一种奇妙的时空重叠——讲解员邓雨介绍，她爷爷、外公、父亲、舅舅都是军人，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坚守，才让她今天有机会讲述胜利的故事。

这种代际传承令记者震撼。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，在邓雨这样的年轻人身上，它化作了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温度——父辈用青春捍卫山河，而她用专业守护记忆。两代人的使命不同，却同样炽热。

而芷江机场的跑道上，现代客机的轰鸣与历史照片里战机的呼啸，仿佛历史与现实在对话。80多年前，数万民工用身躯拖拽石磙修筑的跑道，托举的是救亡图存的战机；如今，这片土地承载的却是飞往11座城市的航班。这条跑道的变迁，诉说着一个民族从站立起来到腾飞而起的壮阔历程。

铭记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。从血火壁垒到和平丰碑，从抗战历史到和平文化，从湘西边城到文旅胜地，芷江的故事告诉我们：和平不是历史的终点，而是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的起点。

在离别的车上回望，夕阳给受降纪念坊镀上金边。记者想，所谓永恒，大概就是这般模样：既庄严地定格历史，又温柔地拥抱未来。